徐鹤继续道：“但如果严格按证据论，在虞国是否出兵这个问题上，三本书的观点都是孤证，其实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采信。能够确定的，是晋国经借道虞国灭虢，虞国行以方便，而后虞国也被晋国所灭，仅此而已。”
徐鹤顿了顿接着说道：“因此，我觉得三传都不能作为证据而证明虞国是否出兵，史料互相印证，是必须的。但即使是互相印证成立，如果没有当时的文物一类更加直接的证据支撑，我们仍然不能断言得到的就是事实，只能相信其中证据最有力的部分。”
所谓【当时的文物】，即为出土文物。
就像之前说的《圣人家书》，历史上都觉得这本是是后人假托孔子之名写的。
但是经过考古发现，其实这本书还真是出自孔子那个年代。
所以说，这本书排除了后人假托，但是不是真的是孔子所言，那也缺乏直接的证据，除非哪个文物上指名道姓说这本书就是孔老夫子亲述，那才能作为证据定性。
同样的道理，你因为成书时间或者书的性质而给假道伐虢定性，这也是耍流氓。
这时有人开口道：“万一乡试时，出卷官考这种题，我们总要取用三传之一作为解答的标准吧！那用哪本书呢？”
徐鹤摇了摇头：“能给乡试出卷之人，无一不是饱学之士，他们在出卷时，肯定会避开这种争议较大的问题。”
“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出了《假道伐虢》的题目，三传中记载的文字并不相同，只要熟记三传，考官用哪本书，你就用哪本书的观点作答即可！”
被教育了。
原本想教育新生的廪生、增生们在听完徐鹤的话后陷入了沉思。
确实，在经史中经常出现有出入的地方，《春秋》还好，《尚书》才是重灾区。
往往很多说法在后世都被人揪出来存疑了。
但在这个时代，大家对经史子集的研究还没有到清朝训诂派时那么变态，所以大家对于经史子集中出现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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