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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《高考1977》发表(1 / 4)

“异常艰辛的赶考之旅,一次动人的青春之歌。”川省名刊《青年文学》是这么形容《高考1977》的。

“燕大生倾力写作,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人。”

渝市日报用这个标题形容余切的作品和余切的事迹。

当地则侧重于余家三代忠烈,详细报道这个家庭为共和国流过的血,再话锋一转,谈到余切出川北上之后,必然继承该优良家风,“青山不改三峡情,浓浓报国愿”。

树典型是媒体的常用手法,这一套在四十年之后还能用下去,尽管时有翻车,但历久弥新、效用坚挺。

本地重磅大刊,原则上和《红岩》平级甚至稍高一级的《川省文学》也有心发表《高考1977》一文,他们没有抢到《天若有情》这篇中篇小说的首发权,其实也不在乎《天若有情》这篇文,他们在乎的,是不能错过高考的效应。

余切小说写的怎么样,是否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潜力股?还需要更多作品来支撑,但他本身的高考事迹已无需质疑,燕大1983级经济系录取名单为他作保。

这是个真货。他不会把符号“∑”抄写成“?”。

《川省文学》,也将要转载余切的文章了,尽管不是那篇《天若有情》。《川省文学》是单月刊,最早到十月份能看到余切《高考1977》大作的出现。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?是我先的,明明是我先的!

《红岩》杂志社的黄主编陷入到苦闷当中。

事实上,他本来想玩一个“真假余切”的鉴宝游戏,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面前这个“电影明星”是那个写出《天若有情》的老成作家。

但这一切的质疑,在看到“市状元”的那一刻就停止了,反而,加速发展为对余切的笃信。

因为黄兴邦有这时代人的普遍迷信,他过于相信人定胜天,相信天降紫微星。

八十年代初期,许多人有一种“神童”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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