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龄这样的词臣，和以李林甫一类的理财派官员，他们存在的意义，以及他们要做的事情，都是截然不同，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冲突的。
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一重矛盾：传统儒家词臣派官僚，与因形势应运而生的理财派官僚之间的矛盾，而且这个矛盾还经常不可调和。
儒家学派的官僚（以张九龄为例）的思想，是秉持：民贵君轻，小政府减少财政支出，减少官吏规模，减少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，减少法制的成本，以德治为主。
没错，法制是需要成本的，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。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，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。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。
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，就一句话：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！
增加财政，必然要取之于民，要增加税收，要开设新机构，大政府不可避免。
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：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，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。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，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。
然而令人惋惜的是，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，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，提前砍了安禄山，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：
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，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，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（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），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、生态失衡。
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，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，也会名垂青史一样。
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，大唐改革是无望的，苟着就好了。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。
张九龄等人的失宠，是不可避免的。他们能做的事情，已经没有希望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，他们又干不了。
好了，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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