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人说郓州要将这大片梁山水泊收归官有，川泽出产不收税的规矩也要变了，若是官家刻意要收，定然少不了。咱家祖祖辈辈打鱼行船为生，虽不积大财，但不愁生计，总能逍遥快活，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。”说完兀自恨恨不已。
吴用大声骂道：“王安石逆天而作，举国怨声载道，两次任相，幸好都是灰溜溜而退，先是被司马相爷极力反对，后来因死了长子王雱，自感天怒人怨知难而退，这期间还加了一个吕惠卿胡作非为。以后再经章惇为相，与蔡卞、曾布同为新党，三个人内斗不息，与元祐旧党更是外斗不止，后来新党再有蔡京反复为相，日前如此世道都是拜这几个变戏法的奸相所赐。”吴用是个老学究，向来深恶新法，在他嘴里新法也变成戏法了。
其实大宋立国以来，“然凡百亩之田，起税止四亩，亩产多在一石至四石之间”，且“亩税一斗者，天下之通法”，这就使得宋初“今代之税，视什一为轻矣”，其实三十税一都不到，又兼以免除许多税种，税种少，税赋轻，百姓极是好过。至仁宗皇帝再经英宗短暂一世，更是仁义天下，士大夫亲爱待民。再至神宗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更呈盛世景象，天下太平，物产颇丰，百姓富庶，老百姓更加称颂。
但“天下之势不盛则衰，天下之治不进则退。”所谓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大宋为政之流弊于庆历之前早露端倪，呈入“衰世”之象，不免历代盛极之伤。
宋初，为削弱官员的权力，实行一职多官，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。自真宗时起，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，至仁宗时，更是三令五申，同时由于大兴科举、采用恩荫制、奉行“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”的笼络政策，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，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而致“冗员”。
为防辽与西夏南侵，宋初实行“养兵”之策，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；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，实行“更戍法”，使得兵将不相习，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，兵士虽多但不精而致“冗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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