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十三年二十四日,丰国公戚金病逝广州定远侯府,终年七十七岁。
他这一生随其叔父戚继光、戚继美血战歼倭,勋垂闽浙,壮猷御虏,望着幽燕,哪怕之后戚继光和戚继美遭遇猜忌,他依旧屡建战功,入朝抗倭,带兵戚家军先诸将而登汉城。
萨尔浒之败后,他变卖家产,自告奋勇奔赴战场,在天启元年的动荡局势下,为大明抗住了后金的攻势,让朱由检有了发动复辽之役的机会。
可以说,如果没有他,朱由检想要覆灭后金还需要推迟几年。
是他和秦邦屏等人守住了辽东,大明才有了中兴的时间。
因此,当他病逝的消息传到北直隶时,朱由校下旨以亲王之礼将其厚葬,并追赠其为丰州王,谥号武襄。
只是,对于戚金生前最后一个请求,朱由校无动于衷。
蓟州兵变这件事情,可以说是大明朝史上,除土木堡之变外,从皇帝到百官乃至士卒都最不愿意提起的桉件。
为了掩盖这件事情的责任人,文臣们最后只能把事件的原委怪到了皇帝与所谓的南北军兵“矛盾”的“历史积怨”上去。
说的清楚些,蓟州兵变这件事情,直接镇压的是蓟州总兵王保,支持者是兵部尚书石星。
所谓戚家军,实际到了朝鲜之役前后,已经统称为了南兵,而支持启用南兵的,则是兵部右侍郎的宋应昌。
对于蓟州兵变的过程,在万历年间当时对此事的记载,依然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。代表着明朝中央朝廷对蓟州兵变看法的《明神宗实录》,不乏批评总兵王保“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”,甚至将这起事件描述为“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”。
在内阁和万历皇帝本人看来,蓟州兵变就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屠杀,而作为事件的另一个视角,时任蓟辽总督孙矿和参与镇压的兵备方应选看来,这件事情似乎处理的于情于理。
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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