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自杀，安抚了吉良义央。
自杀之后，大罪撤藩。赤穗藩穷的一逼，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，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，家主没了，就等于失业。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开城交出了领地，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:0.6的高价，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。
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，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，心里越想越气，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，刺杀了吉良义央。
就这么点事，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。
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，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。
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、室鸠巢就说：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，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，而众报仇于都下。二子则求仁得仁，诸士则舍生取义。虽事之大小不同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。
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，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，就是伯夷叔齐。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，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。
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，是义士。
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，只能有一个君。
可封建制下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，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，“君”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，用大一统“一君”的朱子学，来解释“封建多君”的日本，这就很矛盾。
礼大于法？还是法大于礼？
君臣之礼，在封建制下，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，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？还是听朝廷的？
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，浅野长矩无能，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，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。这本身就是不义的。
他们的家臣，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，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。以小义而谋大不义，不能称之为义士。
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，但就这件事上来看，分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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