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馆时，却被沈佺期直接给否了，理由是：宋某旧所经历，世道知者并非二三，既遭流配，概有缘由。章句之内唯见幽情浓厚，不见痛悟旧非，其欲比于屈子？又目谁为楚臣？如此怨切文字，不当列于锦绣华文、刊示天下！
所谓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沈佺期这番评语，不说对宋之问诗文的贬低，单单这旧账掀的就足以让宋之问无地自容。
“沈学士官禄见厚，气量见狭啊！”
李潼看完这桩轶事，忍不住笑语说道。
沈宋本是齐名，早年官职履历也大致相当，讲到才名的话，沈佺期较之宋之问甚至还略胜一筹。可是随着世事变迁，两人处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差距。
不说风云变幻之际各自取舍，如今沈佺期已经是开元新朝立朝四品，但宋之问沉寂下僚，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须归国。
仕途不幸诗途幸，沈佺期高在通贵之后，创作力颇有衰减，起码是比不上宋之问逆旅之中才情勃发。讲到诗辞艺术上的造诣，不需舆情评判，仅只李潼自己，便可以看得出，沈佺期其实已经逊色于宋之问。
不说沈宋之流自我感动而有所创造的诗家，就连李潼这种挂比，随着世道日益昌盛，那种愤而作歌的情怀都日渐低迷。所以说艺术之有所发展，泰半源于不幸啊。后世某点畅销，放量唾弃，总是不错的。
李潼虽然笑言沈佺期气量不大，但其拒绝宋之问诗稿刊印的理由，却并不觉得有错。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，大多数时候，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，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。
屈原之《离骚》，的确是文体之典范，创千古之经典。可是商鞅的变法，却早在《离骚》之前，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。忧愤的确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，可世道所需要的，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。
商公已裂，屈子新生，若果有经世之才，不至于屈奏骚情。秦国黔首尚能积功以进，楚国贵胄竟然远在江湖，你不死谁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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