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土壕里，免得再传染别人。好心的长工没有将父亲抱出去扔掉，他将父亲藏在喂牲口的短麦草中了。等祖父出诊时，他用麦面糊糊给父亲喂。三天过后，父亲能大哭大叫了。长工一看，这孩子活过来了，就把他交给了罗家。
父亲终究没有长成一个伟岸的男子汉。1949年，祖父给十八岁的父亲完婚时，瘦小的父亲还没有母亲滋润，尽管母亲在那一年只有十六岁，可是，她的个头和父亲不相上下，脸圆嘟嘟的，尻蛋子很响亮，块头看起来比父亲还大。大概由于母亲的反衬吧，父亲身上的长袍马褂显得松松垮垮的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夫妻对拜时，父亲腰一弯，由于头上的黑色礼帽有点大，掉在了地上，母亲撩起盖头布偷眼一看，弯下腰去，拾起来礼帽，落落大方地给了父亲。
酒席还没有散，有人就放出了话：罗炳升把“凉货”做下了，把醋煮下了——给儿子娶如此健壮而丰满的媳妇，不等于要儿子的命吗？祖父听到风言风语后，捋一捋山羊胡子，笑眯眯地说，不要闲鼓劲了，勺大碗有规则哩。按祖父的说法，鞋永远以脚为标准。
果然，从结婚的第一天起，父亲就处于招架的位置。他不光要招架母亲的身体，他还要招架女人的乖戾，招架女人的咄咄逼人和蛮不讲理。母亲的性格像十月的天，说变就变了。
我知道，我的母亲是从小就娇生惯养的。母亲的父亲是个生意人，在县城里开了一个铺子，经营日用杂货和布匹。母亲生在县城长在县城。刚会张口吃东西，母亲嘴里就去过冰糖和点心。三岁半时，就认识纸币和银元了，对于银元和纸币上的头像，她闭上眼睛用手一摸，就能分辨出是袁世凯还是蒋中正。她和县城里的那些小孩子游戏的一个内容就是，拿上银元或铜板在手心里摇上几摇，然后，再猜是反面还是正面。从幼年起，她的手心里就印满了钱币，沾染上了钱的气味。外祖父把银元打一个洞，用朱红色的毛线绳子一系，给她戴在了脖颈上，不知是图吉利还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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