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，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。
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，人多嘴杂听不太清，我索性站起身问：“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？”
“不同意！”居首一位农民说。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：“不同意！不同意！”
我说：“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。”
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，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，喊：“我！我！”
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，也足够说明问题。晚上工作完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，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，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，比较从容地陈述，拿出证据。人们围拢的时候，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。
我没说话，不完全听得进去——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，上访无果，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？再说了，有情绪也是现实。
几个月后，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，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，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，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，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，疑问再多，对方都可以否认，“没有”、“不存在”。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。
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（CBS）的新闻节目“60分钟”，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，莱斯利问他：“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？”
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，八分钟，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。
忽然她问：“戈尔先生，您还会留胡子吗？”
戈尔愣了一下，继续支吾。
她一笑，收住了，全片结束——那一笑就是“看，政客”。
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。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，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，我问这位老总：“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？”
“是。”
“有没有非法排污？”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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