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史贻直拉了出来。上谕中说：
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，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。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，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。张廷玉奏请见面时，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，朕问谓谁?即明指史贻直所言。及问以大学士员缺，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，将来即可办理。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，今经休致，则史贻直独在阁中，恐于伊未便，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，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。此等伎俩，可施之朕前乎?试思大学士何官，而可徇私援引乎?更思朕何如主，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?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，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?若因张廷玉既去，即自矜得意，是亦自取罪戾耳。大臣等分门别户，衣钵相传，此岂盛世所有之事?
乾隆上谕中，最可注意的是，史贻直与张廷玉“素不相合”，以及“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”两语。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，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，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。有一次雍正问史：“你是否年羹尧所荐?”史贻直答说：“荐臣者年羹尧，用臣者皇上。”以奏对得体，为雍正颇所欣赏，值南书房。雍正三年四月，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，将其子年富、年斌“伪编商民，隐占盐窝”，派史贻直往查，据实奏复，证明他并非年党，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。
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，而素不相合，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，但造成不合之故，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。年固有取死之道，但他本人的责任，只有三分之一；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，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；误会又占三分之一。在史贻直看，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，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。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。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，痛心疾首，力为斡旋，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，恶感颇深。孟心史先生著《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》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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