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一个地摊，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碟，但也希望，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。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，记于上海之且介亭〔8〕。cc
〔1〕邵洵美（1906—1968）浙江余姚人。曾创办金屋书店，主编《金屋月刊》，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。他和章克标是《人言》周刊的“编辑同人”。该刊第一卷第三期（一九三四年三月）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，文末的“编者注”中攻击鲁迅的杂文“强辞夺理”，“意气多于议论，捏造多于实证”。参看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。
〔2〕“第三种人”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（即杜衡）在《现代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《关于〈文新〉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》，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“第三种人”，鼓吹“文艺自由论”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。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“第三种人”“自称超党派，其实是右派。”〔3〕施蛰存江苏松江（今属上海市）人，作家。曾主编《现代》月刊、《文饭小品》等。他在《文饭小品》第三期（一九三五年四月）发表的《服尔泰》中，说鲁迅的杂文是“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”。
〔4〕杜衡（1906—1964）又名苏汶，原名戴克崇，浙江杭县（今余杭）人，“第三种人”的代表人物。曾编辑《现代》月刊。他在上海《星火》第二卷第二期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）发表的《文坛的骂风》中说，“杂文的流行”，是文坛上“一团糟的混战”的“一个重要的原因”，“于是短论也，杂文也，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‘雅称’，于是，骂风四起，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。”〔5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，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。他在《现代》第五卷第五期（一九三四年九月）发表的《杂文和杂文家》中，说杂文的兴盛，是因为“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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