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百章 远东的制度化建设（续）（1 / 4）

如果不打破这个旧有的社会结构，不彻底改变人们的根本观念，就算是把现代社会最成熟的制度拿过来也没什么卵用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，水土不服。

大明的地域太大，人口太多，而且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，未来远东入主大明，必须打破“皇权不下县，县下皆自治”的结构，彻底改变州县以下，基层权力实际运作主要是以人情关系的行为规范。

传统中国的县官、胥吏和乡绅是左右乡村基层社会的三股主要势力，尤其是县衙的胥吏和差役人员谙熟基层事务，了解国家法律制度的漏洞，精于官场算计，易于行奸弄权，往往成为“倚官以剥民”的罪魁祸首，他们彼此之间始终保持密切的暧昧关系。

县政实质是一种“以民养官、以农养政”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。在这种正式官僚政治与非正规官僚政治交叉运行的体制机制下，就意味着县以下大量的胥吏、衙役和乡官系统只能自己“找米下锅”，从而导致地方基层官僚特权阶层的自主性不断扩张。

这些传统的封建势力，疯狂的压榨百姓、鱼肉乡里，使得各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堪称世界之最，其中既有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隐患，又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，还有异族大举入侵中原之地的边关隐患，但最常见、最普遍、最持久、最顽固、最严重的是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规模起义。

从秦朝的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邦起，中经汉朝的新市、平林、赤眉、铜马和黄巾，隋朝的李密、窦建德，唐朝的王仙芝、黄巢，宋朝的宋江、方腊，元朝的朱元璋，明朝的李自成，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，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。

每一次都引起了剧烈的混乱。社会秩序荡然无存，国家也沦为了惨绝人寰的崩坏乱世。还不是因为底层的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，才会去造反吗。哪怕有一点活路，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会去铤而走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