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明曾和南宋处于同样的形势，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上百年，南明却迅速败亡。不可否认宋高宗赵构还是有些头脑的，起码他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，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。
许多史籍中都将弘光朝的灭亡归咎于马士英、阮大铖等奸臣的结党乱政，正人君子联袂而去。而事实上，当政的文武大臣（包括史可法在内）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，这才是灭亡的最根本原因。
弘光朝时，当政官员在“借虏平寇”的如意算盘下，围绕“定策”、“逆案”、“顺案”争权夺利。对他们来说，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，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，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。
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。事实却表明，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。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，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，都是“联虏平寇”方针的赞决者。
忠臣亦误国。比如被俘后坚贞不屈，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何腾蛟。纵观其一生，却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，无所作为。隆武时期，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，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，隆武帝遇难，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；在明军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，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，挑起明军自相残杀，给清军以喘息之机；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。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。
忠臣者，忠于国家民族，忠于抗清大业，忠于兴复华夏。若有碍于此，甚至阻挠破坏，则是陷社稷于险境。陷皇上于危难，陷万民于水火，乃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朱永兴曾说过这样的话，目的是把忠臣的定义从只忠于皇帝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，属于应时应势，偷换概念。当然，这也是他的心目中真正的忠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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